印度佛教大约于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传入西域，即西汉昭帝、宣帝统治时期，到东汉三国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岁月，西域佛教有了长足的发展，佛教图像、寺庙和石窟等佛教建筑开始在西域大地上出现，西域僧人开始走向中国内地传经送宝，内地佛教徒也拉开了西行求法的序幕。

    佛教传人于阗国后，得到了于阗国王的敬信推崇，造佛像，建伽蓝，举国隆重之。于阗国买力克阿瓦提佛寺遗址曾出土了一些泥塑小佛像，时间为东汉时期的作品。三国时期，曹魏颖川人朱士行，首先踏上了西行求法的征程。公元260年，朱士行出长安西行，渡过沙漠，辗转跋涉，最后到达于阗国。朱士行在于阗国获得了大乘《放光般若经》“梵书胡本”90章，60万余言。据《朱士行传》记载，当时他正要派弟子把所抄写的《般若经》送回洛阳时，“于阗小乘学众，遂以白王云: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王为地主，若不禁之，将断大法，聋盲汉地，王之咎也。王即不听贵经。”由于小乘教徒阻挠大乘经典的传播，朱士行未能很快将佛教经典传播出去。直到公元282年，弗如植才把所抄经本送至洛阳。1959年在尼雅遗址一座东汉时期(公元2世纪)合葬墓里出土了一块腊染棉布，“蓝色印花，图案为一半身裸体人物像，带璎珞，手持一长筒状物，有头光，具明显的佛教艺术色彩。”若羌佛教在两汉时期逐渐流行，20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在若羌的磨明遗址发掘了一座佛寺遗存(米兰3号寺址)。在这个佛寺中出现了塔的形式，在礼拜道外壁面上画着壁画，主要表现释迦说法和佛传、本生。人物的形像都是睁大眼睛，同人物的装饰一样都表现出一派中亚风格。根据寺址出土的怯卢文题记，可知此佛寺的年代不晚于3世纪后期。

    塔里木盆地北缘的疏勒地区，公元2世纪初期，疏勒王安国之舅臣盘，徙于大月氏，为迦腻色迦王二世之质子，玄类曾记述了他所住的伽蓝及习定的遗迹，他明显是一名佛教徒。安国死后，臣盘回到疏勒，被立为王，佛教在疏勒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道安《西域记》云:疏勒国有佛浴床，赤真檀木作之，方四尺，王于宫中供养。龟兹佛教在三国时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国现存最早的石窟是出现在龟兹地区，库车的森姆赛姆千佛洞出现于公元2世纪中期，东苏巴什废寺(也属库车县)的年代稍晚于前者。著名的克孜尔千佛洞开凿于公元3世纪后期，早期的洞窟形制以中心塔柱窟为主，此种窟平面为长方形，纵卷顶，有前后室，在后室后部设中心塔柱。塔柱正面有一大完，内置坐佛，完左、后、右绕以甫道，后甭道的后壁前设石台，置涅磐像，中心柱窟的壁画数量多，保存较好。一般主室券顶中央绘日天、月天和立佛等，两侧壁为数列菱形山峦图案，内绘本生故事或因缘故事画。主室左右两侧壁绘因缘佛传故事，表现释迦的教化事迹。后甬道后壁或前壁，绘涅磐像或焚棺图。早期还有少量大像窟，主室宽大，正壁塑高数米或十米的立佛像，像前接木结构窟檐建筑。主室正壁左右下方有雨道进入后室.后室后壁下方凿置涅磐像。克孜尔早期洞窟流行小乘佛教题材，是和当地龟兹地区盛行小乘佛教的情况相吻合的。与此同时，龟兹的僧人首先走向内地送经传法。曹魏甘露年间(公元256-26。年)，龟兹沙门帛延在洛阳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公元284年，有一个叫美子侯的龟兹国副使，随身携带《阿维越致遮经》梵本来到敦煌，由世居敦煌的沙门法护译成汉语。公元286年，法护又在敦煌译出《正法华经》，参加校对工作的有龟兹居士帛无信，估计此时在敦煌的龟兹僧人为数不少，他们在西域佛教传内地的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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