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以诚为本，佛以觉为宗。诚就是明德，由诚发起明，因为明而导致诚。诚与明合而为一，就是明明德了。觉有本觉，有始觉。由本觉而发起始觉，由始觉证得本觉。始觉本觉，合而为一，就成佛了。本觉就是诚，始觉就是明，这样说来，儒与佛，并无二致。
        佛、儒二教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儒教的要旨“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佛教的要旨是一致的。

 一、佛教引进我国，在佛经汉译时，已经译进去不少儒家的处世思想、伦理观、价值观，例如它们都强调“自己解救自己”、强调“自己觉悟”，倡导“养老孝亲”、“尊师重道”、“利益他人”。在社会伦理道德观上是一致的、相通的。
二、在修养和行为观上是一致的、相通的。

        “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指的是强化内心修养；“道中庸”指的是要落实到日常社会生活。这点佛、儒二教是一致的。

三、儒教引进佛教的“见性”说。

        原先儒教重在修身，重在“敬”，而佛教重在修心，重在“净”，儒教吸纳了这一点，吸入“明心见性”，亦重视了修心。故儒教也有了“心性之学主治内，治国平天下主治外”之说。
佛教、儒教在基本理念上无矛盾，互为补充。主要区别在于：
1、儒教讲的是世间；佛教既讲世间、也讲法界。
2、儒教是入世观；佛教是超世观。儒教讲的是今世，是世间法。佛教认为法通三世（前世、今世、来世），有世间法，还有佛法。今世这部分，佛、儒是一致的。
3、儒教重做人；佛教重心理。
4、儒教受众是读书人；佛教受众是世人（更多的是庶民百姓）
       佛、儒兼修，亦很有益处，它们是互为补充的。
       佛教认为，不但人与人平等，即使是人与动物在本质上也是平等的，因为众生皆有佛性，人并没有权利伤害或杀害动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与动物的命运也是息息相关的，这一点显然与儒家的伦理思想有很大的差异。尽管儒家也讲“仁者爱人”、“推己及人”，但毕竟范围是有限的，爱的对象只能是人，不可能是其它的动物，而且主要是指亲人或与自己有关系的人，而对于与自己不相干的人或陌生人，就要大打折扣了。在众生平等的基础上，佛教进一步提出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博爱思想，慈是给予众生快乐，悲则是拔除众生的痛苦，这种慈悲是没有任何前提和条件的。
至于人性的善恶问题，佛教的认识也比儒家更为深刻。佛教认为人性之中，既有善的成分又有恶的成分，而在现实的人生中，恶的力量往往要大于善的力量，因此佛教特别强调修行、戒律的重要性。而正统儒家则过于强调人性善的一面，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忽视了对人的行为规范的制约，尤其是对权利的有效监督与制约。而圣人、君子观念的强化与深入，或多或少的激发了社会民众对统治者的盲目的个人崇拜乃至神化，甚至会导致虚伪人格乃至变态心理的产生。
       佛教的伦理思想与道德规范都是建立在超越的智慧的基础之上的，佛教所有的戒律都必须要有智慧的引导，佛教的慈悲与一般的世间善行并不完全相同。可以这么说，佛教不只是要我们做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有益的人，做一个慈悲、善良的好人，而更为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慈悲与智慧缺一不可，一个人若只有慈悲心，而缺少智慧，就象一个人只有脚而没有眼睛一样，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他很可能怀着一颗善良的心，却做出令人失望的事。比如说布施，这是佛教提倡的美德，但如果一个人太执着自己所布施的钱财与对象，心中老是念念不忘，这就是一种没有智慧的表现，是一种没有智慧的布施，它会带来很大负面效应，甚至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意想不到的烦恼和痛苦。
        从智慧的超脱这个层面来看，儒家的伦理思想显然又无法同佛教相比。无论是内在的修身养性，还是外在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都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始终无法摆脱名与利的纠缠。即使是表面上看起来很悲壮的“舍生取义”、“精忠报国”之类的英雄壮举，也终究是与某种特殊的目的和名利分不开，是有所求而为之。
        所有佛教徒向往和追求的理想和解脱境界，它意味着生命痛苦的完全消除，烦恼与妄想的彻底熄灭。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佛教所说的涅槃境界，并非是指离开现实世界的之外的一个美好的彼岸世界，更不是佛教为了吸引人而故意设想出来的虚幻的世界，而是我们每个人按照佛教的理论去修行最终都能亲身体验得到的真实境界，也就是说涅槃完全可以在现实生活和现实人生中实现。佛性并不在现实世界之外，在生死中即可体现涅槃。在此思想上，道生提出了著名的“顿悟”学说。这一点在后来的禅宗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其思想是极为深刻的，如“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等，我们不能将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槃绝然对立起来。在禅者的悟境之中，一切都是和谐而自然的，心与物、短暂与永恒、有限与无限不再是矛盾的，而完美的统一。
       儒家当然也有自己追求的理想境界，但他毕竟不是宗教，也无法从根本上代替宗教，而只能是一种高级的世间学说，因此他不具有超越性。儒家伦理无法彻底解决人生的困惑与世间的苦难，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儒家伦理思想的局限性表现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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